在博南古道的穿行中，我始终感觉到有一个孤独的影子缠绕在我的身后不停地东张西望；他手中拽曳着的那匹马也显得魂不守舍，不断地抛蹄嘶鸣。疲惫不堪的孤独影子一路走去，那迷茫的眼神，时而显得凄楚无光，时而显得张惶失措。在远去夷方的行走中，在翻越苍山越过秦汉时期筑就的博南古城时，在一步一喘地攀越博南大山的艰难旅途上，看着身后七零八落、无精打采的随从们，无论如何也难以抑制住自己苦涩的泪水：我堂堂大明皇朝的一个天子，犹如丧家之犬奔跑在这荒凉山野的古道上———何罪之有，我竟落到如此地步？（其意引自明永历帝《罪己诏》）。
　　哀叹者是谁？这是明末一个极度衰弱王朝的最后接续者永历皇帝朱由榔。朱由榔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孙子、崇祯帝朱由检的堂弟。论名分确实算是皇室后裔。但他是在明王朝气数已尽、王权大厦已经土崩瓦解，并被清军逐出北京，受瞿式耜等将领在肇庆拥戴接续皇位的末代君王，实属代表一个垂死挣扎、苟延残喘的“残废政权”。此时明王朝的整个国土已经大部沦入清军之手，作为偏安江南的永历政权到底还算不算“堂堂大明皇朝”，大概只有他自己心里有数。永历在两广一带被清军一路追赶，一直逃到昆明。适逢农历年春节期间，自以为可以在这美丽的古城里喘一口气了，想不到清军步步紧逼，大军直指昆明，他只好又沿着滇西古道西逃。到了大理以后，不敢再停，于1659年正月初二继续沿着博南道，逃到永平博南县城的旧址花桥村。
　　在这群山拥裹的古县城里，周围山花浪漫，随处可见“小桥流水人家”那庙堂之外的迷人风景；博南河边杨柳依依，春燕裹着暖风上下穿梭；民居院落里不时传出的鞭炮响声，使这远离京都的遥远古城还完全沉浸在“爆竹一声旧岁除，千家万户入屠苏”的春意荡漾的节日气氛里。永历打算歇下来，与逃亡大臣及其将领们“补过一下春节”。但降清大将吴三桂迅速赶到，将永历所带的几万人马一下杀得七零八落。无奈之下，永历与护卫将领李定国惊惶失措地向古县城西面的博南山（旧时亦称丁当山）上的原始丛林里躲藏。一路上逃亡队伍精疲力竭，喊爹叫娘，哭声不绝。一个权倾天下的皇帝、一个承担着“拯救”延续了几百年政权重任的皇朝天子，走到这一步，自叹“犹如丧家之犬”，也实在不夸张。一路奔波，幸亏清军暂时停止了追击。永历才暂时获得喘息之机。
　　2006年10月15日，我与云南诗人赵振王、保山日报记者刁丽俊往博南山行走的途中，所碰到的放羊人，有关永历帝在博南山上逃难的故事，如果有耐心听下去，他们可以向你讲几天几夜。
　　为寻求生存而在博南道奔波的人，不知有多少，但早被消逝掉的岁月烟尘隐去了。唯独这个永历以及明初他的同宗建文皇帝逃难的故事，一直飘荡在博南山间的每一个村寨里。但讲述者的口气里，他们所沉醉的是对故事本身的欣赏，对类似的这些锦衣玉食的贵族们在古道上所遭受的劫难，在他们世俗意识的深处总蕴藏着那种“瞧吧，大贵族们也有不如意的时候”的颇为得意的嘲笑。使他们从中获取快意的是，在这偏僻幽静的山寨火塘边，每到夜晚给儿孙们免费聊上几个“皇帝的故事”，痛痛快快地做上一个美梦，实在是一种“美丽的享受”。本来，百姓走向烟瘴肆虐之地，是“穷走夷方”，迫于生计；而一个大国皇帝竟然也穷奔急走、“深入不毛”。认真地品味一下这种“落差距离”的平衡，实在显得有点意味深长。我们碰到一个叫马国安的老人，他的前代都在“穷走夷方”的途中死亡，留得孤儿寡母苦等“夷方”的亲人归来。但都是“望穿秋水不见归，熬得白头两眼泪！”马国安老人说，在夷方路上闯荡的人发了大财的人不多，搞得倾家荡产的不少。譬如博南道上厂街村的一个叫侯茂祺的人，其父靠赶马有了钱，到了侯茂祺这一代开始转向读书，毕业后在本村教书。但侯本人对教书并不感兴趣，对父亲的长年奔波也觉得不是谋生的最佳出路。永历帝逃亡时，曾在博南县城的周围留下皇室宗族后裔，这些人为回避逃难时留下的灾难后患，大部分都改了他姓。为了在这些偏僻山野里获得生存，他们与周围山民和睦相处，并把从江南带来的农业生产技术作为生存的本钱，努力耕作。在山民所知道的这些皇室后裔中，有好大一部分成了当地有名的地主以及从事买卖的商人。上一代人有关永历皇室后裔的故事，使在这山野深处土生土长的侯茂祺归结出了另一个生存逻辑：龙生龙，凤生凤，养出的老鼠会打洞；后代人要活得扬眉吐气、像模像样，前代人必须为他们开辟出一条永久的“道路”。发财？———过往“烟云”的东西总有它消失的时候。在他内心深处，能永远荫及子孙的“致富之路”只有一条，那就是“当官”。因此他辞掉了教师这个职业，到处投机钻营、打动“关节”。结果，终于当上了永平县警备队中队长。后来他把警备队拉出，于1950年在昌宁县的打平寨成立了“亦龙县”，自任县长，公开与共产党作对。“官”是当上了，但不久便被剿匪的人民解放军消灭，他自己也因叛乱而被枪毙。故事结束了，马国安最后用一个朴素山民极为实在的语言归结在“做人想要的东西太多，不是坏事，但要‘要要得到的东西’”的结论上。这话听起来有点“拗口”，但“要得到”即“取之有道”的东西，本地人都听得懂。这是一个长期生活在山区的农民颇有“哲学”味道的人生体验。他说，侯茂祺怎么样了？死了！永历皇帝呢？也死了！马国安老人也曾经在村里教过几天书，后来辞了，一直在博南山上放羊。平时酷爱读书“讲古”，算得上是一个地道的“博南通”。老人最后给我们念了在民间流传很广的一首诗的最后两句：“万里长城今犹在，哪见无道秦始皇！”便扬起鞭子飘然而去。
　　我们第二次走进博南山的时候是当年的11月。山顶茂密的原始森林里出现一个寺庙，叫宁西禅寺。寺院外面有一户人家，竟然是我们前次碰到的那个牧羊老人。马国安老人笑了笑：永历这个人虽然死去了四五百年，看来，他前生今世都有“缘”———清顺治十六年，吴三桂追他，现在仍有人在“紧追”不放。我说，当年吴三桂“追他”，为的是“追掉”他的江山，我们现在“追他”，是想看看他落难博南古道时的真实影子。马国安老人对永历西逃的这段历史相当清楚。他坐在已经在此居住了几十代人的屋檐下，对我们的询问并没表示出多大的热情和兴趣，他说，永历帝从清顺治十五年的腊月三十由昆明西逃，直到跑到缅甸，最后又被吴三桂逮回死在昆明的“逼死坡”（民国时期，当地人对永历殉难地的称呼）。一个政权灭亡速度之惊人，完全是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“奇迹”！
　　距马国安老人家不远处有一棵千年古茶树。当年永历被吴三桂在博南县城打败以后，跑到这棵茶树下，一时饥渴难耐，手下人往树上摘了几片叶子给他缓解了饥渴。永历仰头看了看高大的古茶树，听当地土人介绍说已经有上千年的茶龄了，禁不住哀叹起来：人还不如一棵树活得这样自由自在。想想自己的命运，看看茶树竟这样“高寿”，永历突然想上吊自杀。幸好被李定国劝住。马国安老人对永历遭遇的细节讲得相当详细，这使我们感到非常吃惊。他说，在这山上，谁人不知道永历帝的故事？永历有好几次“自杀事件”，譬如在缅甸时，就曾几次自杀过。马国安老人所述，虽属“民间故事”，但在清初的《狩缅纪事》里也有类似的叙述。此书是当时随永历一起逃难的一个叫刘茞的人后来著述的，是研究永历逃缅较为可靠的史料。永历面对国难，排除的办法不是“呕心沥血”地去寻找自身的原因以及新的“发展机遇”，而是以自杀来表示自己的满腹“委屈”。这样的“江山社稷”还会有几天呢？
　　宁西禅寺，这是当地有关永历帝传说故事较为集中的地方。博南古城一战失败以后，永历于正月初二乘夜逃到了寺里。那天晚上，飘荡在西边丛林上方的弯月，将朦胧混沌的月光抛洒在寺庙周围破败的院墙上，远处的树梢上，不时传来昏鸦的凄凉叫声。可以想见，此时的永历内心深处肯定也是“凄凉”的。看着那被雕塑得慈眉善目的弥勒大佛，便欣然下跪，祈祷“大佛救我，还我社稷！”离开寺庙启程之前，永历还期望着这种“诚恳”的祈祷能够“如愿以偿”。为把这种祈祷化为命运转机的吉兆，他把已经流传了上千年的“宁西禅寺”之名也改为“永国寺”。其用心确实良苦。后来民国元老李根源先生路过此处，曾题书“永国寺”，有人就此认为寺名是李根源先生改的。其实此说纯属误传。何为“永国”？意为“天下还是我永历帝的天下也！”传说故事从马国安老人口中流出，可他却无可奈何地笑了……把腐败衰亡的“国运”寄托在躬手作揖的祈祷上，这种“善意”的“举措”，不仅这位久居古道之上、目睹了不少人生风云变幻的老人觉得可笑，可能连小学生听了这个故事以后，也会觉得“好玩”！
　　当然，后人对古人的议论和评价，由于空间和时间上的距离，其“说”未必属实。事实上，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，几乎都与吏治的腐败有关，这是谁也不会怀疑的。明朝后期从神宗开始到万历年间，出现了好几个历史上著名的贪官：其中尤以严嵩、周延儒、魏忠贤为最。这些人的为官之“道”全靠“巴结、奉迎、贿赂”：严嵩先靠巴结礼部尚书夏言，当上宰相后便大肆贪污，使严家的库存银两占了全国的三分之二以上；魏忠贤（1568-1627），明熹宗帝宦官，曾任秉笔太监（秘书长），他专断国政，诛杀忠良，令国家政治日益腐败，崇祯即位后黜之，魏惧罪自杀———结局印证了民间“贪者自戮”的著名俗话；周延儒属明朝灭亡时期的崇祯王朝，他的步步上升，走的完全是买官鬻爵的道路，崇祯元年十一月，他花了八万银两的巨资买通内廷，获得内阁大学士的职务。当上大学士后，周氏家族抢男霸女为害乡里，使百姓远走他乡，以躲其害；从政上，为炫耀政绩，他靠的是“吹”，比如说崇祯有一次问他“今天下如何？”他说“天下太平，百姓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”；遇到国难，靠的是“堵”，1643年清兵大举入关，边关急报，他对崇祯帝说：这是边将谎报军情，以图上发军饷，中饱私囊。直到清军进入北京，崇祯才似乎有所“醒悟”，写下“诸臣误朕”的遗诏而“愤然”自杀！
　　本来这些发生在眼前的亡国教训，作为永历及随身文武大臣应该认真记取。但后来永历君臣西逃途中的所作所为，其灭亡的命运已是势在必然了。
　　那天晚上在朦胧的月光下发了几声哀叹以后，永历率领群臣继续从永国寺沿着博南古道逃亡。跨过澜沧江后，于1659年的正月初四到了即将进入“夷方”的古城永昌（今保山市驻地）。这里四季如春，土地肥沃，民风淳朴，被云南人称为居住环境的最佳之地，且前有澜沧江，后有恕江天险，将偏安一方的小朝廷放在这里，看来“重振朝纲”还是有希望的。因此，向来自以为是的天子，此时突然变得谦虚起来。为了鼓舞士气，他叫手下代写了一个“检讨”（史料上称《罪己诏》），以提醒自己、警告群臣，竭尽全力“匡复”已经摇摇欲坠的明王朝。虽说是“罪己”，其意在“责人”。我们在有关资料上查到了《罪己诏》，读后总感觉尽是些套话，缺乏“检讨”的真实诚意。譬如“罪己”，他只笼统地“责怪”自己无能，“没有把朱氏创下的宏伟基业好好地守住，实在对不起列祖列宗。”这种毫无意义的牢骚话，对处于“存亡之秋”的明朝统治机器的重新“修复”，已经毫无意义。但《罪己诏》的后半部分也客观地痛斥了一些导致王朝衰亡的腐败现象。据辽宁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张玉兴在其《南明诸帝》一书里记载，《罪己诏》是刘茞写的，此人虽属永历下面的一个一般文臣，但为人正直，永历朝灭亡以后，写了《狩缅纪事》一书流传于世，向后人展示了永历朝走向衰亡的前因后果，所述史实较为真实。在尾随永历一路西逃的途中，他目睹了官员们醉生梦死、奢侈无度的场面，极为痛心。因此，借《罪己诏》历数了以马吉翔大学士为首的一批贪官污吏沿途买官鬻爵、贪污腐败、误国误民的罪行。马吉翔这个人，除《狩缅纪事》一书里记载较为详尽外，其余史书着笔很少，他跟明末严嵩、周延儒一类的贪官是一路货色。是属跟在皇帝身边“摇尾巴过日子”的奴才，后来靠着溜须拍马跨上了手握大权的大学士宝座。永历在沿着昆明西逃时，他早就另有所图，只是把逃亡当作一次发财的机会，而勉强跟着永历。从下关到缅甸的奔逃中，他与妻舅等亲属狼狈为奸，合伙做起卖官的生意：先是用上万银两出售官职，随着形势的恶化，后来逐步降到几千、几百出售一个官位，最后甚至出几两就可以买到一个不错的官位。除此之外，他们还把跟随逃亡的一些宫女强逼为妾，大肆抢劫沿途的良家妇女进行“野外温柔”，即使如丧家之犬逃匿山野，也不忘残月衰草下“沐浴美丽的潇洒”……这样的官员队伍，已经到了“奢侈不知亡国恨，逃亡犹戏姊妹花”的无耻境地。其所作所为，似乎叫后人有点难以理解。但它证明了一个历史游戏规则：每一个封建王朝，在他们得天下之前，尽管打着“救济苍生”、“替天行道”等类冠冕堂皇的旗号，但他们实际上是为日后享受另一种生活在进行“资本积累”；这种“资本积累”的过程也是积累“政治癌症”的过程。靠在这样的“国家机器”之上，永历“复国”的宏图大志，不过是“站在气泡上”做了一个有颜色的梦罢了。
　　从正月初四到了永昌城，永历“休养生息”了11天，因李定国接连失败，形势愈趋恶化，不得不于元宵期间继续沿怒江越过瘴区逃向缅甸。在怒江西岸磨盘山一战的彻底失败，事实上南明王朝已经完全土崩瓦解。最后逃亡中缅边境的夷方，用现在流行的话说，不过是命运濒危之前的“垂死挣扎”。入缅以后，永历朝不被缅王所容，并将围困的南明官兵全部送到吴三桂手中。吴三桂凯旋而归。回昆明以后，将永历勒死于“逼死坡”。一个飘零王朝的命运终于结束。
　　那天，我与两个年轻人沿博南山顶的永国寺“带着”永历的“影子”继续往西走。步履显得有点沉重。刁丽俊这个女孩子不断用美丽的语言概括着自己沿途的感受：博南山上的草长了又衰、衰了又长，大地反复地在重复着自己的本性；岁月来了又去、去了又来，世间的生命在不断地变换着自己的角色。赵振王毕竟是诗人，他用另一种语言向我们“解读”着走在我们后面那个牵着一匹垂危瘦马的“影子”：
　　跟在/我尾巴/后面的/那个赶马人/好像很面熟/却想不起/那人/究竟是谁/还与我同路/而且凌驾于我之上
　　是的，“凌驾”是一种高度，它显示了一种腐朽权威俯视群体的傲慢。但“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”。事实上，这种傲慢是虚弱神经后面的“硬撑”。我们身后那个面熟的“赶马人”，随着他骑下“瘦马”的坠地而倒，这种“高度”也就彻底崩塌了！